事件回顾：外教偷摸女学生臀部

　　A是华商报记者通过一家招聘网站联系到的，广告称他是英国人，做了3年外教。

　　3月12日下午，华商报记者与A通了电话。他表示，网站上的小广告是他发的，当听说华商报记者是要给一位朋友的女儿请口语外教后，他非常高兴，表示自己来西安已经一年多了，目前一个学生外教期满，还有两个学生正在接受他的培训，他自言：“当外教很有经验哦！”

　　电话中，A坦言自己的外教费用比别人低一些，一个小时只要100元，他解释自己“并不是为钱来中国的，每个月家里都给钱……”他还表示当晚就有时间。

　　“首次授课”定在当晚8时，地点在大雁塔南广场的某咖啡馆内。时间已过，可A还没有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华商报记者的翻译朋友的电话响了，正是A，A试探着说，因为有点事，想带个朋友一起过来，不知是否介意？翻译只好说不介意。很快，8时15分左右，一个黑眼睛、黑皮肤，平头卷发的外国男子便站在华商报记者一行眼前，在他身边，是一个身形肥硕的白人小伙子。

　　黑皮肤男子称自己就是A，而身边的男子是一位加拿大朋友。

　　看到华商报记者身边坐着位女孩，A很热情，“是她吗？”随即笑笑，招呼他的朋友也坐下来，相互介绍完，翻译才知道，A目前36岁，原籍肯尼亚，并不是英国人，不过幼时曾在非洲不少国家待过，因所在国曾是英属殖民地，故自认为英语“也是母语”，教几个中国学生“不成问题”。

　　一个小时的授课结束后，A拿了钱和他的朋友告辞。他们刚走一会儿，参与暗访的女孩手机微信便有了提示，是A。他称自己在中国还没女友，想跟她交朋友……对此，女孩很反感，因为在刚才的“授课”中，A不仅时不时蹦出几句脏话，还用手拍她的臀部。(消息来源：华商报)

　　数据调查：担心被骚扰的人越来越多

　　2000年时，21.2%的受调查者担心自己被性骚扰，到了2010年，这一数据上升到34.4%。但事实上，这十年间，真正受到性骚扰的人数是在不断下降的。对此，社会学家潘绥铭解释说，当今社会舆论对性骚扰的报道和呼吁多了，反倒有些夸大了普通人对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。这种警惕性也给人们建立起一道防线，直接导致了性骚扰行为的减少。

　　哪些行为算性骚扰呢？调查显示，42%~49%的人把“故意接触我的身体”视为性骚扰，其次是17%~21%的人把“讲性”看作是性骚扰。潘绥铭认为，中国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“身体警戒圈”，一旦有人侵犯了它，就会被认为是性骚扰。

　　这提醒我们，在社会交往中最好避免任何身体接触，哪怕对方是相同性别的人。反过来，我们也不要批评那些“身体非常敏感”的异性或同性，因为这不是“讲道理”的问题，而是尊重对方的美德。另外，无论是讲荤段子还是开黄色玩笑，都不是错在内容，而是错在没有征求对方的同意。即使是严肃地讲性科学，也需要确定对方真的愿意听。

　　同性间骚扰正在增多

　　调查发现，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性骚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(如同事、同学、熟人、邻居、业务关系)中，其次是发生在陌生关系中。反而那些最容易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的人(老板、上级、领导、老师、恩人)所占的比例最少。而在美国主流文化中，性骚扰多指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“占便宜”。

　　对此，潘绥铭解释说，可能上司们一般年龄都相对较大，还保留着“男女授受不亲”和不能以强凌弱的传统思想。这也提示女性，不要指望别人保护，而是应对任何一种性骚扰奋起反击，也就是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。

　　调查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，即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。有1/3~1/4的女人曾经被女人骚扰过；被男人骚扰过的男人超过一半，并且被骚扰的男人或女人都是异性恋。潘绥铭还发现，在城市中，男性所受到的言语骚扰有72.6%来自男性，主要发生在工人阶层里，很可能就是师傅们经常拿性方面取笑年轻工人。

　　机智应对性骚扰

　　“性骚扰侵犯的不仅仅是人身权利，还侵犯了社会秩序，每个人都要坚决防范与拒绝。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教授王大伟指出，在不同情况下，应对性骚扰的方法也有所区别。

　　在办公室遇到性骚扰，女性应不搭话、不接话，也不要有眼神接触。若这些反应都无效时，一定要报告上级。

　　遭遇老板的性骚扰，可以采取回避、暗示等措施，不露痕迹地令对方感到尴尬，从而放弃骚扰行为。如果老板继续骚扰，可暗示如果他不停止，你会张扬他的行为，老板应该会考虑他的名誉和地位。在软性对抗无效或危急关头，必须用直接的语言警告和身体的奋力反抗保护自己。

　　在公共场合遭遇性骚扰，则要智勇结合。比如在公交车上可走到司机或者售票员边上；在地铁上可以用包保护前胸、小腹等敏感部位，将胳膊抬起来，双臂置于胸前，还可利用身边的尖锐物品，比如高跟鞋、胸针适当防卫。在天黑人少的情况下应快步走向有灯光或人多的地方，进入商店、饭店等公共场所，然后再求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