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至今日，广受关注的“陆勇案”，终于有了还算美好的结尾。事后回望这一波三折的剧情，还是不免令人感伤不已。一面是生存的需要，一面是法理的权威——当我们解读本案时，的确曾经一度陷入了某种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。所幸，检察机关最终选择撤诉，于是公众方才摆脱了那种内心的挣扎状态……抗癌药“代购第一人”，终究没成为因此获刑的第一人。只是，对于这个结果，又有谁能说清，到底是纯属侥幸，还是理当如此?

“抗癌药代购第一人”，“数百名病友写信求情”，尽管有着各式悲情因素掺杂其中，但我们丝毫不应怀疑，司法机关的最终决定，想必与之关系甚少：当地之所以决定“撤销起诉”，更多还是基于对基本事实的认定、对既有法条的援引。检方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回避了本案的伦理和道德成分，通过针对性地运用相关法律条款，就化解了此一无比棘手的问题。然而不得不说，这种技巧性的应对方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，弱化了该案可能产生的正面示范价值。

“陆勇案”也许是一个标志性事件，但它却难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判例。这是因为在本案中，司法机关自始至终，都不曾宣示出明确的价值立场，不曾创造性地引用法条释放释义。这意味着，“代购抗癌药”一类的行为，其法律定性和违法风险，和以往并无任何不同。陆勇在被问及“会否继续帮病友代购抗癌药”时，已经变得谨小慎微、不置可否。

当然，对当地司法机关处理本案的手法，我们实则很可以理解。作为地方层面的检察院，其本就无力承担太多。真正需要追问的，应该是“病患们为何会走投无路，被迫冒着法律风险，去网购海外药品?”其中缘由固然很多，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，药监系统在审批环节的低效，使得众多外国廉价特效药难以合法引入。在此语境内，司法机关的严守法条多少显得不够人性。

一切正义的法律，都必须获得不折不扣的捍卫。但其前提是，不让公众在“守法与求生”之间，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。陆勇案的本质，其实是药监、卫生、商务等职能部门，未能积极履职主动作为，久而久之就将矛盾转嫁给了后端的司法环节。这个案例的症结在此，解决之道也在此。

（责任编辑：吴笑吟）